在决策中，个人可以凭直觉做一些小选择，但如果国家层面也是如此，那么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。回顾越南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，很多事情值得深思。黎笋的长子黎坚成在访谈中清晰地表达了他父辈的想法，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：所谓的胜算，往往只是自我欺骗。黎坚成毫不犹豫地指出，父亲一代人敢于发动战争，是因为基于三个同时存在的假设。缺少其中任一条，这场战争都不可能开打。然而，经过多年再看，这三条假设都根本站不住脚，完全是自我构建出来的。作为黎笋的亲生儿子，他的话语显得格外有分量。
首先，第一个错误的认识与河内内部权力的重新配置有关。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后，越南高层的权力逐渐向一方集中。到70年代中期，黎笋的派系几乎完全控制了党政军的大部分权力。拥有了更多的影响力，自然对外的视角也随之改变，河内的外交立场迅速发生转变。曾经被视为“同志与兄弟”的口号逐渐被淡忘，取而代之的是与苏联的亲密合作、军队扩展以及对外扩张的新策略。黎笋不仅仅满足于南北统一，他心中有着更大的目标——希望让河内成为整个中南半岛的领导者。目标明确之后，周边国家便成了他眼中的棋子，老挝被拉入影响范围，而柬埔寨则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。虽然越南清楚，过去中国曾为他们提供过大量支持，但到了关键时刻，旧有的债务被抛诸脑后，中国被贴上了“阻碍发展”的新标签。这种从情感转向理性的计算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圈中十分常见。进入70年代后，越南的外交、军事和宣传越发紧密，越南与苏联的关系也愈加密切。这一切并非临时决定，而是高层所制定的战略方向。自此，成为地区霸主的使命就如同石头一样压在了越南的肩头，难以卸下。
其次，第二个错误源自于1978年11月3日签署的《苏越友好合作条约》。条约签署不久，苏联的米格战机、T-62主战坦克和防空导弹相继运抵越南，金兰湾成为苏联在东南亚的重要港口。越军重新安排北部边境的兵力，条约中的安全协商条款让越南高层仿佛感到有了一把保护伞。他们相信，如果中国动手，苏联一定会出手相助；即便中国想打，也得考虑来自北方的压力；只要越南在前线坚持住，背后有超级大国作为后盾。然而，将国家安全寄托在他人的承诺上无疑是危险的。这一误判鼓励了河内在边境的越界行为。1978年，越方在中越边境引发的事件超过一千起，造成了数百名中国边民和士兵伤亡。发生了拆界碑、修工事以及朝中国开枪等挑衅行为，边境的紧张局势愈加升级。
而第三个误判则是对越军实力的过高估计。在抗美战争之后，越南军队人数众多，装备也提升了许多。控制了老挝并越境进入柬埔寨的过程中，越军士气高昂，心态发生了变化。过去对北方的敬畏感逐渐被试探所取代，那段时间的情绪让越南觉得已经无所畏惧。与此同时，对境内华人的压制政策也愈演愈烈。1978年前后，越军和警察开始对华侨进行登记，许多华人家庭被迫离开越南，数十万民众带着微薄家当返回中国或他处。这种行为无疑是在火上浇油。河内的三个条件在他们的算盘中齐备之后，战争的火种就开始蔓延。1978年12月25日，近20万越军分几路越过柬埔寨边境，伴随着坦克快速推进，至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占了金边，推翻了当地政权。此时的河内弥漫着一种赌徒的气息，一方面在扩张势力，另一方面却背负着沉重的军事开支；一边依赖苏联做外部支持，另一边又渴望牢牢掌握地区的话语权。这种拖延决策的心态使得越南越陷越深，决策者面临的困境愈加严峻。
1979年2月17日，中国边防部队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动反击，作战迅速并有效。中国军队按计划推进后于3月16日全部撤回国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虽然苏联发表声明支持越南，但并未真正派兵介入。越南寄予厚望的“保护伞”在关键时刻根本无法撑起。随之而来的局面则让越南喘不过气。越军在柬埔寨的驻扎超过二十万人，军队的养活、运输、防守及补给等都需巨额开支。而越南原本财力有限，这看似填不满的“黑洞”几乎耗尽了国家的经济。同时，地区外交空间被逐步挤压，东盟各国对越南的警惕性显著增强，河内在国际上的孤立现象日益严重。黎笋派系曾设想的地区主导蓝图，渐渐被现实所剥夺。1986年7月10日，黎笋去世后，越南的政策开始逐步调整。1989年，越军自柬埔寨撤出，这场驻军持续了整整十一年。1991年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，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了边界及其他遗留问题，翻开了新篇章。事后分析三条误判，明显暴露出它们的脆弱性。苏联的承诺仍停留在纸面，未能成为真实的援助；越军在柬埔寨的顺利推进，却在面对更强对手时显现出装备与后勤的不足；不断扩展的成本也远超原先的预算，最终将国家拖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消耗战中。